2022年下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个学期。2004-05年曾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两年，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的香港经历。当时恰逢我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田野研究，一有时间就去”内地“（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称呼），对香港反而没有太多关注。这次重访，把心情放在香港，随手记下一些随感和观察，是谓杂记。七月底来到香港，第一个印象是，人人戴口罩，即使在遥不见人的道路上。近两年在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地旅行，所及各地，戴口罩已是难得一见的景象。到了香港，看到满街都是口罩，着实一惊。坐在从机场去隔离场所的大巴车上，一路上我试图看看是否有不戴口罩的，哪怕是一个…… 结果是一个也没有。第二个印象是人满为患，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们拥挤的场合，但主要还不是看到了那么多人，而是满目皆是的高耸住宅楼，楼林片片，仿佛树林般布满空间。不过，香港的优势在于不大的都市之外是大片空旷山野，青山绿草在楼林缝隙中顽强地透露出来，给都市衬上大自然背景，抑或将都市嵌入大自然之中。港中大依山而起，满目见楼不见山。但时间长了，路走多了，渐渐更多地看到了树林山野，而不是楼房，不知是什么心理机制在其作用。入住后第二天清晨，去超市探路，沿校巴路线走上去，又沿回程走下来，才发现去路绕了一个大圈。可见，凡事不可拘泥于正式路径。与朋友晚餐，约在中环的一家饭店，从大学站乘地铁（东铁线）到终点的金钟站，换乘港铁线一站，到香港站下。这是第一次进城（出了沙田边界），地铁设计很是方便。让我想起北京4号线。对了，北京4号线就是香港方面设计和运营的，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带回了许多回忆。换乘地铁时走上长长斜坡上缓缓升降的自动电梯，多部并列或平行或向下交错，一下子浓缩了交通拥塞的镜头。也让我想起当年乘坐莫斯科地铁深入地下的类似经历，在那里据说是为了备战而深挖洞的考虑。回来路上，看到东铁线的路标，在我下车的大学站继续前行4、5站，就是罗湖站，那边就是“内地”了，所谓咫尺天涯，即此也。傍晚外出散步。想起清洁阿姨说起，她居住的大浦是大学学生经常光临的地方，有很好的地方饮食去处。上次和几位同事吃饭，他们也说起，大浦是留存不多的香港传统的饮食去处。大浦是学校地铁站的下一站。索性走到车站，乘车去看看。登上地铁后，看到这班车似乎开到罗湖站。因为疫情原因，已经很久不通车去罗湖了。莫非开始启封了？一时兴起，索性坐到罗湖站那里看看是如何情景，脑子里出现了以前经过时的画面：店铺鳞比栉次，人流涌动不止，一片热气腾腾。到了上水站后，大家都下车，想来需要在这里换车，也跟着下了车。车站标示牌上显示，下班车去罗湖，几分钟后抵达。车来后，仍然大家都下车。疑惑间问车站工作人员。答曰，罗湖站不通，这辆车是为什么活动特意安排的，只好扫兴而归。从地球村到荒野般遍地沟坎。将来人们回头看这段历史，不知有如何感慨。作为经历者的我们，可谓世界一夜巨变，不知身心何处。在地铁站洗手间目睹的一幕。一短粗乘客走向一边的洗手龙头，正巧一管道工正在那里俯身修理什么。旁边有若干空闲的洗手池，不知那乘客为什么偏要凑到管道工那边。那乘客突然冲着那管道工大声斥责，一连几声，不依不饶，颇有威严。片刻，那工人恼了起来，用更大更冲的声音怂了回去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，语速越来越快。那乘客不再发声，只是喃喃低语。说的都是粤语，我听不懂，但从个别字词中猜得出大致意思。让我想起了博弈论中的“the game of chicken”. 双方都不知对方底细的时候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因为气势磅礴则打乱对方阵脚。当然，这里的危险是，你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；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知道你的底牌。一旦误判则后果难堪，甚至严重。有些感慨。这些年来，随着网上书店出现，在美国的实体书店越来越少，学术性书籍更是难以寻觅。于是多在网上直接订购，很少逛书店了。来香港不到一个月，已经去过好几家书店了，超过了过去两三年的经历。第二周的”居家观察”所住的宾馆附近的新城市商场，有一家“商务印书馆”，那一个星期里去了至少三四次。今天外出铜锣湾约会，早到了一会儿，正发愁如何打发时间，恰好撞见了一家“三联书店”，比商务印书馆书店大且丰富。香港书店两大特点：其一，书店中青少年居多，这不，不大的台阶角落挤满了捧着书的少年朋友。其二，到了香港书店才知道，香港和台湾文化更为密切，都是繁体字，都是竖行排版，语言文化、题材似乎也更为接近。转念一想，这是一家“诚品”书店，这个印象并不奇怪；再转念一想，前些日子在商务印书馆那家书店，也有类似印象。尖咀湾的诚品书店，面对港湾，蓝天绿水，游船点缀其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书店极大，不仅书籍，而且有金银佩件。也见到了不同的人群，见到打盹的，歇脚的，拿着放大镜字句端详的…… 后来又去了几次不同书店，又注意到几个特点，一是老少咸宜，从学术书、畅销书、到儿童画册；二是从文到器，一条龙服务，学生用具，笔本册板，一应俱全。吸引了许多青少年和带着儿童的父母… 不过，还是学术书店更适合我的品味，如万圣书店那样的。记得在哪里读到过，住在法国小镇上，首先混熟的是镇上面包店主，因为每天都需要打交道，而且很是重要。在我的经历中，住在任何地方，似乎都是和咖啡店的店员混的很熟。以前在学校附近的星巴克，和那里的店员很熟。入住港中大的客房后，又和底楼餐厅旁的咖啡店大姐熟悉起来。每天两次造访，能不熟悉吗。刚开始，我是陌生人，双方客客气气。后来，成为熟人，总是笑脸相迎，交流多了起来。可惜，她普通话有限，我粤语更是一窍不通，常常是鸡同鸭讲。有时她高兴起来，用了一大堆粤语和我交谈，无法沟通，于是拿出笔来写繁体字交流，交换了姓名，又达成协议，她教我粤语，我教她普通话。路经一家商店，询问“伤湿止痛膏”，其实这是从小记得的名字，现在早有他名。告诉店员大姐，要买自己熟悉的那种。她带我到那个商品前，找到那个品牌，又指着柜台一角另外一款，用不流畅的普通话说道，你可以试试这个，我们都用这个牌子，效果很好。在我犹豫之间，大姐又强烈推荐几番。好吧，盛情难却，也没有细看什么牌子，就买了下来，心想香港人的推销力度令人生畏。回到住处，洗浴后贴上两片，不料马上感到药性温热渗入皮肤，柔和但执著。这才去认真地看一下牌子是“金门强效薑黃一條根”。直到第二天清晨醒来，贴药处仍然是同样的温暖柔和的感觉。原来，不是推销，是真情奉献呀，心里不禁感叹道。
人类学朋友带我游香港岛，从金钟的权力中心，到英领馆前悼念女王逝世的鲜花，从不同资本的高楼大厦，教会楼房，到历史上的古董街、蛋挞、甘蔗冰水、慷慨份量的午餐，再到依次逐层上沿的半山住宅区…，好奇之间，走近一家伊斯兰教堂，被门口的神职人热心地请进去参观见解一番。咖啡与wet market 相伴，时装店与手艺铺为邻，英文与粤语交融… 对香港岛有了一个立体的、生活气味的印象。在香港注意到，人们进出门时，没有给后面的人持门的礼貌之举。不是指责，只是注意到这个文化习惯。记得刚到美国时，碰到大家进门时为后来人执门的情景，让我颇为惊讶。后来习惯了，也再没有特意感受过，新的经历唤起了这个回忆。有些感受只出现在跨文化的经历中。到学校办公室工作，注意到有男女“教职员洗手间”。 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见到过特意为教职员单设洗手间，也难以想象。似乎也不无道理，好像钱钟书的《围城》里描述过教师与学生如厕时的尴尬时刻。香港政府的疫情政策要求市民在公共场所戴口罩，据说违者罚款。人人戴口罩，多不是为了避免罚款，而是以求自保。我问同事，上课时也要戴口罩吗？回答是肯定的，幼儿园老师也要戴口罩上课。带了一段时间，居然也就适应了。不仅适应了，居然摘下口罩不习惯了。恐惧也有传染性。在港中大做公开讲座时，按照规定，演讲者在台上，距离听众有一定距离（有具体数字规定），可以不戴口罩。我在讲坛前，摘去口罩，情不自禁地感慨道：在公共场所这样摘下口罩，体验了解放的快感。后来的新规定说，从事运动无需戴口罩。一次从健身房出来，返回路上，大汗淋漓，呼吸不畅，于是摘下口罩，行走也是运动呀。迎面一女子拖着一个行李箱走来，远远见到我，作扭身低头状，还以为她有什么状况，走过还回头看她是否需要帮助。只见她抬头直身拖起行李箱继续前行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摘下口罩把她给吓着了。以后远远看到人们走来，赶紧戴上口罩，以便减缓他人焦虑。这情景仿佛回到了疫情爆发初期那段日子。香港八月天气湿热。有时的场合需要长袖穿着出行，当然要戴上口罩。山路起伏，一路下来后汗浸后背，气喘吁吁，一进屋马上褪去长袖衣裤，换上凉爽便装。有趣的是，常常口罩是最后才想起来有摘下的。想来是因为口罩无论任何情况都要戴上，已与人身一体，难以区分对待了。一次，参加读书会近晚八点返回，大雨如注，山上的流水从水道如急瀑般冲下，起伏的路面一层层积水涌来。攀登坡度颇费气力，一边用力撑伞，一边拾脚避水。手忙脚乱中突然意识到，在这黑灯瞎火、荒芜他人的路上，我居然还带着口罩，怪不得呼吸困难。一把扯下口罩，恨不能踢自己两脚。在校园一个学院的“招待所”房间住了一段时间了。这个招待所的几间客房在学生宿舍楼的二层，单独设立，出奇安静。楼下是洗衣房和餐厅，很是方便。只是处处门卡，时间限定，周日上午11点餐厅开门，此前门卡无法打开，哪怕早一分钟。让人们亲身体会到规则的冰冷无情。韦伯说的那个官僚制”铁笼“，如今真的通过高科技实现了。一旦把人的灵活性因素驱开，这个世界会逐渐成为机器人时代，或者将人们变成机器人般。思之极恐。学生餐厅就餐，蔬菜分量极少，决定晚餐自行解决，以蔬菜为主。到超市买来各种现成的蔬菜品种，一袋袋小胡萝卜、一盒盒小西红柿、几根黄瓜、特别是袋装打开即可使用的新鲜色拉。打开一小包小胡萝卜，从另一个袋子里挤出几根榨菜，再加上一个苹果，凑合一顿晚饭；或者打开现成的色拉菜塑料袋，把菜叶分三次放在仅有的一个大碗里，加上配送的酱汁吃下，有时加上一个鸡蛋或一小盒沙丁鱼罐头。跳出自身俯瞰一下自己，这不就像一个机器人般调整优化，以利再战吗！然而，这机器人般的我乐在其中，所闻所见、所思所想，有所心得，有所感悟，好像更像一个真正的人了，离机器人更远了一步。幸哉乐哉。在香港的几个月里，和一位朋友几乎每个周末聚会晚餐一次，古今中外，家国个人，畅聊不止，很是愉悦。晚饭后兴犹未尽，两人沿着校园道路散步，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，走到我的住处外，坐在楼前广场的连椅上，面对远处海湾和对面的楼房灯火，接着聊。这几乎成为我们的每周routine。边吃边聊，边走边聊，边坐边聊。在异地他乡，结识这样的朋友，有这些放松交流的时光，心中感激。中秋节，早晨和一位当年的斯坦福同学聊天，从9点聊到1点，从早餐聊到午餐。傍晚，散步到学校的超市，居然还开门，真是香港传统的商业不夜城。夜色笼罩后再出门，看看是否可以观月，不抱希望，果然，也就没有失望… 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喜欢台湾作家的散文。1990年代末在台北的花旗银行做研究。那时从事英文研究写作多年，与中文写作几乎毫无关系和感觉。闲着无聊，买了杨牧先生编辑的《中国散文选》，在一个不同的空间感受中文，唤起我的中文意识。前几天在一家书店买了陈義之主编的《散文教室》，收集了台湾12位当代散文家的作品。台湾文人有深厚的中文熏陶，又没有政治环境的语言格式，文由心生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。林文月散文《温州街到温州街》记录了鄭騫和台靜農兩位台大老先生之間友誼的几个镜头，读来感动，特別是关于”咫尺天涯“遭遇的描述令我身同感受，胡诌几句记录下自己的心情：八千里外本同根，六十年余共天地，世有真情万缕牵，咫尺天涯一街距，无声有声皆知音，稳坐浅坐同悲喜，前生后世应再聚，对谈留白总相宜。来到香港，想读一些与香港有关的书籍。读《香港文学散步》小思 编著（第三次修订本）。才知道蔡元培病故香港，葬在此地，据说墓地曾经很是破败，修缮后又经冷落。很想找个机会去看看，应该约个北大的朋友一起去。其实，蔡元培的思想理念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学校。又读到鲁迅来香港，做了两次讲座，《无声的中国》，《老调不再重弹》，这两篇的题目都很熟悉，以前读过原文。这次再读，触景生情，浮想联翩。索性摘几段吧。“现在古董式的文章，是受古时的影响…… 所以乾隆间完全没有议论发挥识字的人，单独钻向古书里去，发古议论与时代是没有关系的。…… 年轻尽可说年轻的话，幼稚共有成熟的时期，只不要把自己的智慧老了，残废了，说‘年轻不该做文章’的人。””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，… 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，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，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。”“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，是觉得痛的，还有法子想；倘使软刀子，那可真是‘割头不觉死’，一定要完。“”我想，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是已经要到了。“”中国的文化，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，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。无论中国人，外国人，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，都只是一主子自居的一部分。“读《论语译注》，杨伯峻 著。我的印象，有点童心，没有架子，见南子，向学生发誓，可爱之态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。“子曰：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，” 實用之道。想起以前读过王小波、阿城谈他们孔子印象，谷歌上找了出来，印证一下。摘录王小波談孔子的一段话：“读完了《论语》闭目细思，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，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。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，说这个能干啥，那个能干啥，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，很亲切。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，那就是“子见南子”那一回。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，一口咬定自己没“犯色”。总的来说，我喜欢他，要是生在春秋，一定上他那里念书，因为那儿有一种“匹克威克俱乐部”的气氛。至于他的见解，也就一般，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。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，我以为和“文化革命”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，什么早请示晚汇报，我都经历过，没什么大意思。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，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。不过，我上孔老夫子的学，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，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。”阿城谈孔孟（《闲话闲说》）“孔、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，不必摆在一起，摆在一起，被误会的是孔子。将孔子与历代儒家摆在一起，被误会的总是孔子。……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，有活力，肯担当，并不迂腐，迂腐的是后来人。”常识说，年龄给人带来暮气。记得阿城说，孔子本人的言论平和可亲，很有活力，是后人把他给神圣化了。阿城感叹道，孔子虽然已经上了岁数，但他那个时代年轻啊。最近看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的老音频节目，八十年代朝气蓬勃，那些步入老年的人们身上都焕发一股热情、天真和朝气。可是，现在的年轻人经常透露着一股暮气：天真不足，老成有余；缺乏热情，精于计算；不是活蹦乱跳，而是步履蹒跚。令人感叹 – 不是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的抱怨，而是想说：时代老了，人也难年轻。近来几段经历的感触。也许是到了这个年龄，经常听到周围有人抱怨今不如昔，例如饭菜不如过去，景观不如旧时，等等… 但也许不是这些饭菜景观方面发生了变化，而是我们的品味能力发生了退化，如味觉退化、视觉退化，当然还有心态变化…。梁启超说，老人爱往后看，年轻人爱往前看。一个社会中的老人发言权大了，就会暮气沉沉。社会要有活力，就应该给年轻人更大的发言权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，就要接受这些变化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兵马俑已经鲜艳色彩脱落，不是昔日之过，而是今天之非。还有一些变化，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。想起一位学友告诉我的，中国文化中“根“的观念特别深厚，家族观念强，与其他文化很是不同。有趣的是，基督教（天主教？）排斥家族，但意大利距离梵蒂冈最近，反而是极重家庭关系的文化之一。不知道理如何？一早开始下雨，雨点绵细不断, 划出条条长线般，打在窗下青翠草地中间一块褐色石板地上。查看天气预报，一天雨情，想到下午两点有office hour, 需要走10分钟到办公室去，心中不免有些发怵。耳塞里正听着许子东谈鲁迅的讲座尾声，关于鲁迅的最后日子，令人心情沉重，倒也适合这个阴沉的日子。一点过后，撑伞走出住处，不料细雨和风，一反平时的溽热体感，加上周围满目树木绿色，心情平展舒畅。特意绕了一个小弯，在雨中多走了几步。晚参加本科生组织的读书会，王亚南的《中国官僚政治》（1-6章）。学生自己讲解，自己讨论，并不向老师这边张望，话题不时引向香港本土。他们的知识结构还很简单，接触到的是一般性读物，但没有受到特定思维套路的约束，各种思潮混杂。想起来，这还是第一次接触本科生。以前在香港科技大工作两年，居然没有接触过本科生。都说普通话，大概两三个香港本地学生，其他人听口音似乎都是内地背景。后来熟悉起来才知道，这些学生大多是来自内地。TA们的语言、思维和举止似乎没有受到中文世界习以为常的套路塑造，显得更为鲜活生动，无拘无束，很是可爱。傍晚是学生组织的读书会的第二次活动，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seminar room中举行，比上次多了几位同学。一位泼辣善言的同学讲解王亚南著作的第二部分（第七章到最后）。又聊起各种“超话”等青年人互动形式，对我来说，很是新鲜有趣。于是约定下次找一位研究过这个现象的同学来报告讲解。会后学生带我去9楼看大学中文材料中心，资料丰富，仅仅在书架上看上几眼，翻开几本资料册，都令我怦然心动。学生们随手打开了一本老报纸，是1958年的人民日报，那时的版面还很生动，有工农兵的诗歌、漫画和群众来信。各个版面中充斥了反对美帝、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亚非拉人民的报道和表态，大半个世纪后似曾相识燕归来。然后一起晚饭，来到图书馆山下的一个餐厅，在同学指点下要了云南米线，很是可口。大家围坐在饭桌上，摘下了口罩。按照要求，平时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只有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才会不戴口罩。这些同学中的大多数都在我的班上，我和TA们在此前多次交谈过，彼此很熟悉。当TA们摘下口罩，露出生动的面孔，我们之间仿佛是陌生人般需要重新熟悉。原来戴着口罩时只能看清眼睛以上部位，观察者大脑会按照脸的轮廓想象TA们的面孔。摘下口罩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不尽相同，需要重新认识。无意中给这个世界增加了几分情趣，想起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法。聊起来才知道，TA们中大多是大三、大四学生，大学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疫情危机中度过，通过网课学习，没有真正经历过正常的校园生活。去年秋季返校，但疫情风声鹤唳，无法进行集体活动。TA们说，这个学期才算是第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期。校园各处不时可见各种活动，周末还有乐队演出。但各种活动中一直要戴口罩，实际上大家彼此还是有距离的。饭后学生们又带我在夜色中浏览校园的角落，路灯下形影交错，远望处灯火闪烁，在起伏蜿蜒的山路上边走边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长一句短一句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我在努力回忆，上一次有如此感受的经历和场景是什么时间地点？想来想去，最为接近的场景应该是2002年在清华上课时与学生们的接触。住在学生宿舍楼，又在学生食堂就餐，在里进外出和餐饮过程中与学生不时过往接触。在底层的大厅里，学生们经常一群群地围在一起活动，制作各种活动道具和招牌，等等。印象深刻的是，TA们都很安静。刚住进来时，我有些担心，学生宿舍一定会很热闹，噪音极大。不料几个月下来，居然到处都是静悄悄地，没有留下任何大声说话的印象。直到最近毕业典礼时节的那一周。按照传统，学生们在宿舍楼周围组织各种活动到深夜，演唱会、小吃街，等等，一连几个晚上。那个小吃街上，摆满了各种摊位，学生煞有其事地制作食品，出售饮料，还有算命，推拿，图书摊，等等，有点像中国农村的集市。狭窄的场地里挤满了的学生，有的挤到摊位前购买，有的站在一边食用，或成对或三五一群聊天，好不热闹。其中一个晚上，学生自己组织的演唱会正在我住房窗户下面的一侧。许多学生三五一群地在这个区域活动：交谈、饮食、演唱，喝彩，各种声音不带商量地涌进我的房间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从窗户望去，TA们活动过的平台、阶梯和草坪上干净整洁，没有留下一点垃圾，似乎前一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想起以前听说过日本学生在活动后打扫场地的故事，很是感人。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故事。傍晚看到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，斯坦福教授Carolyn Ruth Bertozzi 是三位获奖者之一。于是上Stanford 网站查看消息，居然毫无动静。以前听说，斯坦福校方新闻机构在诺奖公布前都是做好充分准备的，难道是重大失误？过了一会儿才发现，斯坦福在推特上早在两个小时前就发布和恭贺了。原来，官方网站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新闻出口了，而是让位于社会媒介了。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。来港后看新闻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一个观察是，遍地是演员。各种采访，无论是官员、基层干部、游人、村民，等等，个个都拿腔拿调地说话，仿佛话剧演员般表演。听关于钱穆学术生涯的节目，其中说他一生从事的是志业而不是职业。这让我想到，其实这是一个匹配过程，有如此志向的人选择了这种职业。值得同情的是那些不匹配者，虽然进入学术之途，但饱受煎熬，费尽心思，不得要领，只得转求他途，包括 “学而逊则仕”的情形。—End—
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。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，不得用于商业用途，版权归原作者或出版机构所有。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，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！
点击下列标题，延伸阅读：
周雪光｜韦伯故乡读韦伯“断想”
周雪光｜学术研究中的“创造之作”
周雪光 | 从家族兴衰看国家建构历史的演变
周雪光 | 方法、思想、社会科学研究
周雪光 | “有组织的无序”：封闭系统中组织决策的大困境
周雪光 | 莱茵小径徒步旅行记
周雪光 | 我认识的马奇教授
周雪光 | 冬季读韦伯七篇
周雪光 | 隐蔽的历史：发掘欧洲近代国家科层制的演变背景
周雪光 | 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
周雪光 |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改革四十年
周雪光 | 当代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
欢迎读者点击关注，出版机构、媒体合作可留言👇
👇 点阅读原文查看好书